广西壮族自治区

但现在，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高于大部分经合组织（OECD）以外的国家，例如，目前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是印度的3倍，而后者拥有和中国相当的劳动力规模。

重要的问题在于，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那么超常规效率从哪里来？超常规效率是从道德基础上产生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到四点。

第九个问题：当前农村的两个突出问题 我带调研组到陕西调研，发现汉中市遇到一个新情况：汉中市下了死命令，原有的工厂有污染的全迁走，保证汉江水的清洁。因为超高速不符合经济规律，经济越发展基数越大，每增长1% 所代表的内涵远远超过了过去GDP 低的时候。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要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没有物质技术是不可能有效率的。而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大多数是文盲， 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为了考科举。第四，把顾客留在国内。

我们去汉中市的西乡县调查，西乡县把沿江、沿河两边的山林、丘陵和农田改成种茶树，因为有很好的茶叶，就把茶树作为主要的产品。二是大量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进入专题： 涨价归公 。

他们其实是在卖别人的地。对卖者呢？值就是他所得的5毛，高于他为生产这支铅笔的全部所付。在合作制下，个人入社的资源要界定得一清二楚，要有清楚的资产收益规定，资源的使用是合作的，但所有成员都参加决策——比较经典的合作社实行决策的一人一票制，这是合作制不同于股份制的地方。一笔生意成交，双方都认为值。

至于集体如何补偿失去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并没有法律规定，在实际中常常五花八门，可以便宜行事。农地因位置身价百倍，而农地之主对位置的生产显然没有贡献，也不因此耗费代价，为什么要由他们享受土地涨价的好处呢？ 传统理论忽略的，是农地之主对土地增值的一项重要贡献，那就是放弃农地的使用权。

因为这种经济学认为，各种资源的市值是由其成本决定的。横竖对农民来说，任何一级政府——甚至包括宪法规定自治的行政村——都是国家。当年孙中山先生受此学说的影响很深。近年农民负担严重，制度上的原因就是集体制。

不明白这一点，经济学没法入门，诸如边际、比较优势这类概念，都以个体主观的判断为基础。既然是所有者和发包人，集体当然有权决定承包期限和承包条件，也有权中止和收回承包权。但是，在法理上，集体还是土地所有者，是承包地的发包方。以每亩几千元几万元的补偿就永久放弃农地的权利，不是贱卖了吗？但是，这些微薄的补偿集中起来由少数几个人支配，则非常之值。

这样一套土地制度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农地，混合了土地不得买卖和涨价归公（强制征地）、国家工业化（超低价补偿）、人民公社集体所有权（惟有集体成为农民合法代表）和香港经验（土地批租制），实在自成一家。倘若地主不放弃土地使用权，工业家、地产开发商、城市规划官员们看中的位置，增值从何谈起？ 放弃一项权利，要有代价。

这个理论说，土地从农业转为工业和城市用途而引起的市值上升，是社会因素使然，与土地的主人没有关系。因此，如果地主从地价增值中获利，是不公平的。

由此，市场价格机能就被排除在城市化土地资源的配置之外。[Alchian（1965:816—829）]反过来，所有产权残缺都影响价格机制发挥正常作用。比较不容易明白的，是产权的主人只有在他认为值的条件下，才接受别人的出价而同意放弃使用权。土地的生产成本为零或基本不变，为什么地价突然飙升？在现象上，一幅农地对于工业、城市的意义不是其肥沃程度，而是位置（location）。《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征地补偿金归集体所有。当资源发生转让、定价的时候，信息成本比之于自用陡然上升，使得这些实际上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更容易攫取成员的权益。

农地之主本来可以通过使用农地而获得收入，现在要他放弃，就少了那笔收入。那么，补偿高到农地的主人认为值的程度，不会损害工业化、城市化吗？看看历史吧。

稍微不同的地方，转让权管制是事先执行的价格管制。得不到一个合适的出价，他横竖不会放弃本来可以有所得的农地使用权的。

更进一步分析，集体制可不是那个起源于欧洲的合作制——后者是基于成员私人拥有的产权的一种组织。按照阿尔钦的说法，所有定价问题都是产权问题（every question of pricing is a question of property rights）。

第二，一支铅笔5毛钱，买者认为值，是他认为得到的铅笔对他而言，高于他所付出的5毛。这是因为，卖者放弃使用、换取收益对卖者更值，而买者放弃收益、换取使用对买者更值。产权残缺与排除市场机能 所以，要证明农地被工业和城市用更有效，最简单可靠的办法，就是占地者的出价，要高于农民自己种地的收益。这套制度不但引发了分配的不公正，而且导致了生产和交易的低效率。

在经济行为逻辑上，任何人要低价拿走资源的难度应该大，为什么拿走农地的补偿金很少，却拿得相对容易？ 可能的解释很多，我认为要害在集体。在这件工作完成之前，我们不妨回顾历史，整理线索，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于是，集体不能轻易动土地承包期，但其他条件经常在动，并且可以诉诸如果农户不接受这些变化的条件，集体可以收回土地承包权。第三，按照各方觉得值的原则成交，资源配置才有效率。

第一，面对同一出价，张三说值，李四说不值，他们两个都对。我们的一个重要理论结论是，转让权管制与价格管制具有同样的行为逻辑。

惟有这样一条简单的准则，才能普遍有效利用土地。来源：本文选自《产权与中国变革》中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一文 为了理解现行产权制度下的农地转用行为，我们也许需要清楚相关学术传统，厘定关键概念，并建立能够解释复杂经济现象、可被验证的理论。在实际案例里，各级政府超越土地规划的征地，包括乡、镇、村卖地图利的事情，所在多有。这就是说，值还是不值，是非常个体的、主观的判断。

它永远归抽象的劳动人民集体所有，但实际控制权又总是落在集体代理人之手。现在靠中央政府的政策管制，土地承包长期不变。

虽然农村改革20多年，人民公社制已经做古，但土地等最重要的生产资源，还是属于集体所有。现行土地体制规定，国家征地面对集体，而不是农户——这是与城乡住户搬迁最不同的地方。

若问集体与公社有何不同，可见的区别是，集体的土地由农户长期承包经营，而不再实行集体耕作制。但是，中央政府不可能替全国几十万个集体一一规定除期限以外的其他承包条件。